真人番摊官网关注互联网产品管理,交流产品设计、用户体验心得!

成都闹市挖出刘禹锡吟诵的“福感寺” 出土一千多块石刻经版

时间:2019-03-13 17:27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幽幽古寺,翩翩诗情。千年前,唐代诗人刘禹锡云游至成都,遇见一座香火鼎盛的寺庙,大笔挥墨,写下《成都府新修福成(感)寺记》,赞美寺庙道,“绣于碧霄,望之如昆阆间物。”

  今年6月,历时1年的考古发掘后,考古人员凭着刻着“传今福感寺”的经版,确认了福感寺遗址所处地标——实业街原实业宾馆处。一千多块出土的经版上,刻着佛教经典;一些篆刻文字上还残留着的金粉,展现着往昔的肃然;栩栩如生的石刻造像,传递出僧侣的信念……地底下的实证,将文献资料中的名寺逐步还原。

  此外,石刻上的“章仇来临”还打开了另一个记载在曾“夸张化了”的传奇故事:唐玄宗时期,章仇兼琼出任益州长史时,刚刚走出剑门关,不想遇到福感寺的守塔神,拿着一只鸡来迎接,求他帮助把寺庙的塔移位。于是,他将塔向东北方向,移了42步……

  以往,他们对福感寺的了解,都来自文献:福感寺从东晋延续到两宋时期,一度是益州(成都)名寺,常有高僧驻留。唐代高僧道宣就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里记载,当年,成都常有旱涝,官人祈雨都要到这来,祈而有应,特有感征,寺庙因此得名“福感”。唐末宋初,战乱波及,一度香火鼎盛的福感寺,逐渐衰落。

  去年4月,考古人员正式在实业街工地,开始了发掘。随后,他们在工地里,发现了一块蟠龙碑首,只见上面刻着“大唐益州福”的字样。张雪芬细细端详,这块碑首是缺了一半的。于是,她猜想,另一半上,会不会刻着“感寺”?毕竟,在文献中记载,福感寺就在这一带。锄头继续挖,一天,一块石刻经版令张雪芬兴奋了,因为上面清晰地刻着“传今福感寺”。她知道,答案已经很确切了。

  继续阅读石刻,“章仇来临”几个字显现,这令张雪芬联想起不同的僧传里提到的一件事:唐朝开元天宝年间,集军政大权为一身的益州最高长官章仇兼琼,刚刚走出剑门关,不想遇到一个巨人,拿着一只鸡,出来迎接。原来他是福感寺的守塔神,因为听说寺庙的塔位置不好,特意求他帮助把塔移位。于是,章仇兼琼将塔向东北方向,移了42步……

  据史料记载,章仇兼琼治理蜀地,德政颇多,政绩斐然,民常怀其恩惠。他曾在福感寺捐建佛塔,也捐资助建乐山大佛。因交好杨贵妃和杨国忠,荐为户部尚书、殿中监。

  易立说,此次考古发掘面积达1万1千平米,“能挖的都挖了”。然而,隋唐时期的福感寺规模相当大,目前的发掘只占了一部分。尽管如此,寺庙当年香火旺盛的概貌已可以勾勒。

  出土文物中,最为吸睛的,恐怕要属一千多块石刻经版了。经版上,秀通过秀丽的楷书、行书字样,张雪芬辨认出,它们来自《金刚经》、《妙法莲华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等佛教经典。其中,一些篆刻文字上还残留着的金粉,展现着往昔的肃然。张雪芬说,以往,这些文字上都涂有金粉,只是部分的消褪了。经版质地都是本地产红砂岩,因湿度不同,呈现着或深或浅的颜色。

  多达五、六百块的石刻造像残件,则展现着当时的寺庙文化。易立说,按照残件还原,最高的可还原到四五米高。

  经考古人员清理后的造像,已可清晰辨认:庄严祥和的菩萨、目光炯炯的天王、自在安逸的伎乐、手捧莲花的供养人……它们千姿百态,神态不一。留存下来的佛像抑或宽额丰颐、体态丰腴;抑或身著璎珞、姿容凝重。而其中一个造像残件,只见莲盘,大方地显露着其纹理的精美。

  张雪芬说,不同的僧侣巧匠雕刻出来的造像,神态都不一样,这和他们的内心想象有关。石刻中有95%都取自红砂岩,小部分取自黄砂岩。红砂岩石质较软,易于雕刻,在当时是最普遍的雕刻石材。

  同时,考古发掘而出的蟠龙碑首、模印密檐塔砖、有铭文的琉璃瓦等建筑构件,也旁证着当年的盛况。此外,还伴随岀土了大量杯、碟、碗、盏等日用陶瓷器。

  “福感寺并不是孤立的存在。”易立说,在附近区域,比如宽巷子、西安路,同仁路,发现过不少寺院,而且历年来,也都有大量佛教遗存陆续出土。可以看出,这块区域是成都当年重要宗教文化区域。但寺庙大多没有名字,福感寺是少有的记载着名字的寺庙。此外,还有一个大秦寺,据记载,离福感寺很近。

  张雪芬认为,福感寺的兴起,得益于益州当时经济文化的发达。它的兴盛与衰落,也受到了时代的影响。

  两晋时期,数位高僧从洛阳等地抵达成都,其中数位高僧,筑起大石寺。后来,官人百姓来此祈福,将古寺更名为“福感寺”。

  隋唐年间,佛教宗派鼎立,百家争鸣。唐玄宗、唐僖宗为躲避安史之乱、黄巢起义,出逃至川,引入大量文人墨客、能工巧匠、虔诚僧侣。寺院佛龛、佛教造像也在人和地利的愿景中,由川北向南成燎原之势,遍地开花。就在这时,福感寺的兴盛也达到顶峰。

  根据史料记载,当唐代高僧玄奘来到四川时,福感寺正处于兴盛时期。唐代诗人刘禹锡也在云游时,作下《成都府新修福成(感)寺记》,力赞寺庙“绣于碧霄,望之如昆阆间物”。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毅说,隋唐时期成都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佛教盛行,有“扬一益二”的美誉。安史之乱后玄宗入蜀,成都社会经济等各方面更得到飞跃发展。福感寺大量遗存和珍贵文物的发现,为研究唐代佛教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除与福感寺有关的遗迹外,此次还发现了80多座商周至春秋战国的墓葬,东汉六朝的道路、房址、水井、水沟,大量日用器具和建筑构件,以及两宋和明朝的部分遗迹。

  说起这块遗址,王毅满是“这个遗址的年代从商周一直延续到明代,加上之前在成都市中心发现的古蜀王家族墓地、摩诃池遗迹、镇水石犀、“魏魏大汉碑”、唐宋道路和大型明代蜀王府遗迹等,表明今成都市区一带是罕见的历数千年文明叠加而未有位移的城市中心,文化遗存年代跨度大、内容极为丰富,相信未来必将会有更多更重要的考古新发现。”

  2014年12月15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透露,他们在青羊区下同仁路126号,北面与实业街相邻,东南方向距宽窄巷子街区约200米。在这个原为成都市水表厂厂区的考古发掘现场,出土了80余件石刻佛像及残件。

  这些造像均为红砂石质地,个别造像外有贴金,雕刻精美,“弥足珍贵”。从初步判断结果看,这批造像的时代集中在南北朝至唐之间,且多数造像属于南朝时期,其中,一件单体倚坐式托塔天王像更是极为罕见的珍宝。

  关注 互联网的一些事 官方微信,回复" 363 " 即可在微信里阅读本篇内容。

  在查找公众号中搜索:织梦5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快速关注。

围观: 9999次 | 责任编辑:admin

回到顶部
descri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