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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编年体史书之典范

时间:2019-03-23 01:49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如果说《史记》是纪传体史书的典范之作的话,那么《资治通鉴》就是编年体史书的典范之作。

  《资治通鉴》文笔生动,常有传神的细节描写,尤其擅长叙述战争和动乱,能够把错综复杂的混乱局面展现得有条不紊,使读者犹如置身其中,能够获得完整、清晰和多方位的认识。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如果说《史记》是纪传体史书的典范之作的话,那么《资治通鉴》就是编年体史书的典范之作。正因如此,《资治通鉴》的主编司马光,与《史记》作者司马迁在中国史学史上并称为“两司马”。

  司马光(1019—1086年),北宋名臣,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他很早考中进士,仕途比较顺畅。大约40多岁的时候,司马光已经立下志向,计划编纂一部在时间上接续《左传》,记载由战国至五代史实的编年史著作。治平三年(1066年),他向宋英宗上呈了这部编年史的第一部分,内容包括战国和秦朝,一共八卷,名为《通志》。英宗看后十分欣赏,鼓励司马光继续完成后面的内容,并且下令为编纂工作创造一系列便利条件,包括配备助手、提供文具和勤杂服务、开放宫廷藏书、发放编纂津贴等等。次年英宗去世,新即位的神宗同样对此事十分重视,特赐书名《资治通鉴》,意思就是期待这部通史著作能够发挥“有资于治道”的借鉴作用。当时王安石得到神宗信任,主持改革,推行“新法”,司马光与其意见不合,受到排挤。从熙宁四年(1071年)起,司马光到洛阳担任闲职,专心从事《资治通鉴》的编纂工作。元丰七年(1084年),全书完成。次年神宗病卒,哲宗即位,新法废除,司马光入朝拜相。这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好,又过一年就去世了。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300余万字。这样一部巨著,并不是司马光一个人独立完成的,几位助手在编纂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是:刘攽(1023—1089年)、刘恕(1032—1078年)、范祖禹(1041—1098年)和司马康(1050—1090年)。司马光先期完成的战国和秦朝部分,在全书当中仅占很小的比例。以下全书的绝大部分,亦即西汉至五代的内容,均由刘攽、刘恕、范祖禹三人编纂初稿。他们都是在相关史学领域造诣很深的学者,是由司马光亲自挑选的。司马康是司马光的儿子,主要负责校正文字的工作。中国古代史书向来有官修、私修之分,《资治通鉴》的情况稍微复杂一些,既带有官修的一些特点,但就总体而言仍然属于私修。称其带有官修特点,是因为朝廷为其编纂提供了人力和物力支持;称其总体属于私修,是因为它的选题和编纂计划都出于司马光个人,编纂工作也是自由的,基本没有受到朝廷的干预。而且,虽然助手由朝廷配备,但人选都出自司马光的推荐。

  《资治通鉴》编纂工作有一套非常详细的计划。首先,广泛搜集史料,标明事目,删汰重复,按时间顺序逐条加以排列,形成“丛目”,也就是兼具提纲性质的资料索引。其次,在对相关资料认真研究、辨析异同的基础上,本着宁繁勿略的原则编写出初稿,称为“长编”。其编纂方法,是按照时间次序,每遇一事,即查阅“丛目”列举的有关资料,融会贯通,形成文字。如果各项资料在这件事情的记载上有矛盾,就要选择其中较为可靠或接近情理者为主撰写,而将其余内容有异的资料以附注方式列于其后,并且说明舍此取彼的理由。以上两个步骤的工作,由刘攽等三人分头完成。接下来的第三步工作属于司马光,他的任务是对长编进行剪裁删订,形成定稿。将长编删订为定稿这一“去粗取精”的工程,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何况除了剪裁内容外,还要进一步考核史实,订正疏误,润色文字,统一体例,撰写评论,任务非常繁重。司马光在洛阳居住14年,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项工作上。

  首先,《资治通鉴》是编年史。用编年方式撰写历史,看上去比较简单,其实并不尽然。困难之一,是有许多历史事件发生时间不明,或是记载歧异。如果采取其他方式修史,对此或许可以进行模糊处理,但编年史不允许这样做,而是要把每件事情都尽量按照时间坐标放在合适的位置。《资治通鉴》编纂者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资治通鉴考异》中有大量内容都是辨析时间的。今天看来,在日期等细节上还有一些疏误,不过大体准确。困难之二,是编年体史书会将一些时间跨度较大的事情前后割裂,妨碍读者总体上的理解。针对这一问题,《资治通鉴》在遵守编年史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又采取了一些相对灵活的处理方式。有时使用追叙法,记载本事后再追溯原因和背景;有时使用补叙法,记载本事后直接说明其后果和影响,有时采用附叙法,由一事连带述及相关史事。这样,尽管《资治通鉴》还无法完全避免编年体本身造成的叙事缺陷,但已经尽可能将这种缺陷降到了较低的程度。

  其次,《资治通鉴》是跨朝代的通史。这个“通”又有上下限制,上限为东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限为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上限的选择理由,是周天子在这一年册命晋国大夫韩、赵、魏三家为诸侯,司马光认为这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标志着战国的开始,而《资治通鉴》正是计划从战国写起,在内容上延续《左传》。下限则是五代的最后一年,次年北宋就建立了。北宋作为当代史,是不在《资治通鉴》写作范围之内的。因此《资治通鉴》涵盖的时间共有1362年,包括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几大历史时期。就史料价值来说,战国秦汉距北宋最远,传世史料在北宋能见到的已经不多,因此《资治通鉴》的这部分内容大都取材于《史记》《汉书》《后汉书》几部正史,虽然也用其他一些零散资料进行了补充,但比较有限。而隋唐五代邻近北宋,大批资料尚有保存,诸如唐朝和五代皇帝的《实录》等等,多为后世所未见,因此《资治通鉴》这部分的记载许多出于正史之外,相关的考证部分(称为《考异》)也保存着大量失传文献的片断佚文,史料价值最高。魏晋南北朝部分的取材广度和史料价值,则介于两者之间。诸多史料时代悬隔,性质有别,因而文风各异,但经过司马光等人的融汇和笔削,《资治通鉴》在文字上做到了风格一致,如出一人,是相当不容易的。而且,《资治通鉴》继承了《左传》《史记》的优秀叙事传统,文笔生动,常有传神的细节描写,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尤其擅长叙述战争和动乱,能够把错综复杂的混乱局面展现得有条不紊,使读者犹如置身其中,能够获得完整、清晰和多方位的认识。这也是它大大高出后代同类著作的地方。

  再次,《资治通鉴》的编纂目的是“资治”,即为现实政治提供借鉴。因此,它主要是一部政治史,记载重点是朝代兴亡始末、重大事件、君臣事迹、政见政论、战争战役、计谋策略。经济史的内容,尽管也有一些,但大都比较零散,缺乏集中和整体的表述。文化史的内容更少,著名文学家如屈原、陶渊明、李白,在《资治通鉴》中都没有出现过,杜甫也只是被间接提到一次。韩愈、柳宗元、白居易虽然有正面记载,但也都是从政治史角度来写的。一部书有一部书的写作范围,对此我们并不能苛求《资治通鉴》。

  出于“资治”的考虑,《资治通鉴》在叙事之外偶尔也发表评论。散见于书中的评论,共有218篇,长者上千字,短者仅20余字。其中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引用前人议论,共99篇;另一种是司马光自己撰写的评论,共119篇。因为有一事两论的情况,所以这218篇评论分别隶属于206项史事。《资治通鉴》所载史事,以项计不止万数,附有评论者仅206项,可见它并不是一部乱发议论的书,凡是加以评论的地方都经过认真选择。选择标准大致有二:一是认为某人某事看似平常,实则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因而以评论形式提醒读者予以重视;二是某人某事在评价上可能产生歧义,因而发表评论阐明自己的观点,并对读者进行引导。

  《资治通鉴》问世之后,因其取材详赡、考订精确、体例严谨、叙事生动,历来受到高度赞誉。清人王鸣盛称赞它是“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四库全书总目》也说:“其书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就编纂计划之详细、进程之严格、工作之艰辛、编者之才学等方面而言,《资治通鉴》在古代史书中都是首屈一指的,其成功实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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